2021年3月26日下午，在第七十八期“厦门大学会计学科教师与研究生系列Seminar”上，刘馨茗老师报告了她和同门的研究成果：《Are Social Ties Really Undesirable— The Transition of CEO-Audit Committee Social Ties and Its Effect on Audit Committees' Oversight Quality》。以下为讲座报告的内容概要。

本次报告从四个方面展开，刘馨茗老师首先介绍了萨班斯法案对审计委员会的相关规定， 然后说明了这篇文章的研究动机，接下来进行理论分析和假设提出，最后对研究设计和实证结果进行分析。

首先萨班斯法案的出台对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比如规定审计委员会必须要完全独立，完全由独立董事组成；规定审计委员会的职责，包括对外部审计师的聘任决策、薪酬决策、沟通等事宜，并且对会计与内部控制的相关举报处理；规定审计委员会中必须要有一个财务专家。

萨班斯法案表面上提高了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但是独立性可以分为两类，表面上的独立和实质上的独立。萨班斯法案之前的研究主要使用独立董事比例衡量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萨班斯法案之后的研究主要探讨审计委员会实质上的独立的作用，比如审计委员会拿到权益类薪酬会降低公司的盈余质量，更不愿意聘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实质上的独立既可以从金钱角度看，也可以从人情角度看，社会关系对审计委员会监督有效性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Bruynseels and Cardinaels（2014）基于2004-2008年萨班斯法案之后的美国公司上市公司样本，研究发现CEO与审计委员会存在友谊关系的公司较少购买审计服务，更多地参与盈余管理，以及更不太可能发布持续经营意见或报告内部控制缺陷。在此研究基础上，作者提出近十年以来，在严格地监管环境下，CEO与审计委员会的关系是否发生了转变以及对审计委员会的监督有效性的影响是否有所改变？

 紧接着，作者提出了竞争性的假说。一方面CEO与审计委员会的社会关系使得信息流通比较有效率，审计委员会可以接受到更多私有信息，对监督产生正面作用；另一方面，CEO与审计委员会的社会关系会导致审计委员会对CEO有偏的信任，对监督产生负面作用。

作者将Bruynseels and Cardinaels（2014）的研究样本更新到2015年，即2004-2015年，将社会关系分为友谊关系、校友关系和雇佣关系，利用盈余管理、审计费用、是否发布持续经营意见、是否报告内部控制缺失、是否进行内控控制修订五个方面衡量审计委员会的监督有效性。

描述性统计结果发现，2009年之后CEO与审计委员会友谊关系显著降低，而雇佣关系显著增加。回归结果表明在B&C的时期友谊关系确实会降低审计委员会的监督有效性，但是近几年的样本回归中这种负向作用消失，雇佣关系显著增加了审计委员会的监督有效性。作者进一步根据是否有同行业的工作经历、性别差异、年龄差异、是否有会计专长进行了分组检验，结果基本符合理论预期。

最后现场老师、同学与刘馨茗老师进行了提问交流与讨论，第七十八期“厦门大学会计学科教师与研究生系列Seminar”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