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项目之一：大数据环境下财务报告分析框架重构与应用
项目负责人：陈少华
项目批准号：15JJD63001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大数据环境下财务报告分析框架重构与应用”在课题组负责人的组织领导下顺利进行。本课题已进入最终成果的汇总、整理阶段，课题组成员将在前期成果的基础上形成最终的课题成果。
阶段性成果：智能算法在财务报告分析中的应用（已形成文章待发表）
财务报告分析主要用于为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决策支持，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决策支持的智能化成为可能，智能化决策包括建立在模型、规则和案例基础上的推理技术。其中，基于模型的智能推理（Model-Based Reasoning，MBR）对于模型的建立和维护需要专业的知识，基于规则的智能推理（Rules-Based Reasoning，RBR）的难点则在于规则知识库的建立，并非所有的经验都可以转换为规则知识，基于案例的推理（Case-Based Reasoning，CBR）则是利用已知现实的事例来分析推理新知识，是对过往成功经验的传承。
传统统计方法的模型主要包括线性分析、因子分析、回归分析和多重判别分析等，智能算法模型则主要包括人工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遗传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本文探讨智能算法在财务报告分析中的应用，构建智能财务报告分析框架。智能财务报告分析基于“数据--模型-信息--知识”，从“数据聚合--数据清洗--数据挖掘--数据解读”，完成对数据的规范、统一，以及从大数据中寻找相应的规律，实现知识发现的过程。在数据解读中，利用可视化工具将解读后的数据形成决策有用的信息向使用者进行呈现，减少使用者认知差异所导致的信息解读偏差。利用网络爬虫等工具抓取与公司财务报告分析相关的数据，如宏观经济数据、行业数据、竞情数据等，拓展数据采集源，并通过文本挖掘将非结构化数据转换为结构化数据，对数据进行清洗、标准化处理等，构建财务报告分析数据源。
重大项目之二：公允价值会计运用与商业银行风险管控
——基于金融市场化环境的行为研究
项目负责人：肖虹
项目批准号：15JJD630012
本课题组已完成课题的结题报告撰写。与此同时，本课题撰写完成工作论文《“资管新规”下银行理财业务会计信息披露研究》，该论文以“资管新规”发布之后14家上市商业银行所设立的理财子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其表外理财业务会计处理与信息披露问题进行较深入的研究。
重大项目之三：文化影响、会计信息质量与审计行为
项目负责人：杜兴强
项目批准号：16JJD790032
本课题在该阶段研究期间内顺利进行，本季度课题进展情况如下：
阶段性成果：审计师的海外经历与审计质量，杜兴强、侯菲，《管理科学》，2019年第6期（2019.12）。
主要内容：审计师作为外部治理机制，在改善会计信息质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审计质量的研究从事务所、分所层面拓展至审计师个体层面。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全球化不断深入，海外归国人才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目前研究主要探讨了具有海外经历的管理者对公司行为的影响，但尚无文献系统检验审计师的海外经历与审计质量的关系。
从审计师个体层面为切入点，结合前期研究，考察审计师的海外经历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客户重要性、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对审计师海外经历与审计质量关系的调节效应。利用2001年至2016年沪深股市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手工收集审计师的海外学习经历信息，采用STATA软件，使用OLS回归、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实证检验上述研究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审计师的海外经历与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说明海外经历增强了审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从而降低了公司的盈余管理，提高了审计质量。进一步分析发现，审计师的海外经历对审计质量的正向影响在重要性程度低的客户公司、国内非十大会计师事务所中表现得更强，表明客户重要性和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负向调节了审计师的海外经历与审计质量的正相关关系。此外，使用倾向得分匹配、传统配对方法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保持不变。而且，采用更换主要变量度量方法、控制会计师事务所固定效应、控制公司省份固定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将海外经历产生的影响拓展到审计研究领域，丰富了有关个体海外经历带来的经济后果的研究。拓展了日益增加的审计师个体层面的相关文献，为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从现实意义上来看，对中国政府积极地引进海归人才、监管部门加强相应的监管以及鼓励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都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重大项目之四：管控机制理论与产业价值链协同治理研究
项目负责人：傅元略
项目批准号：16JJD790033
本项目在课题组负责人的组织领导下顺利进行，本季度项目进展如下：
阶段性成果：Inter-organizational cost management: effects of antecedents and methods in a hybrid relational context（已形成文章待发表），《Journal of Business and Industrial Marketing》，Yuanlue Fu and Uddin（孟加拉国在厦大取得管理会计的博士学位）。
主要内容（英文）：
Purpose – The antecedents and cost management methods 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value creation of inter-organization are essential topic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cost management (IOCM) in a hybrid relational persp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develop a synthesis coordinating mechanism theory which combines supply network theory and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Using this modified theory, a structural model of IOCM and its hypotheses are developed by considering the organic connection among hybrid relational context, capabilities, methods and the effects of IOCM.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 –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under convenient sampling using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and analyzed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Findings – The results (signifificant at p < 0.01 and p < 0.05 level) show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among the hybrid relational context, capabilities (antecedents), methods and the effects of iocm. capabilities (antecedents) and cost management methods are also found to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synergic effect value and on improving collaborative efficiency in IOCM.
Practical implications – The managers of inter-firm networks may us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to ensur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rough collaboration with each other and building and retaining a long-term relationship.
Originality/value –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e coordinating mechanism of IOCM can create the synergic effect value and improve the collaborative efficiency of the inter-organization relationship
主要内容（中文）：
研究目标-在混合关系视角下，组织间成本管理的前提和成本管理方法及其对组织间价值创造的影响是组织间成本管理的重要课题。本研究旨在发展一套将供应网络理论与交易成本经济学相结合的综合协调机制理论。利用这一修正理论，考虑到混合关系语境、能力、方法和IOCM效应之间的有机联系，建立了IOCM的结构模型及其假设。
研究设计/方法/路径-采用问卷调查法在方便的抽样条件下收集数据，并采用主成分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
研究结论- 研究结果（在p<0 .01和p<0.05水平上显著）表明，混合关系上下文、能力（先行因素）、方法和iocm的效果之间存在正相关。能力（先决条件）和成本管理方法也有对iocm协同效应值和提高协同效率的积极影响。
实际意义-企业间网络的管理者可以利用本研究的结果，通过相互协作和建立并保持长期关系来确保竞争优势。
原创性/价值-本研究表明，IOCM的协调机制可以创造协同效应价值，提高组织间关系的协同效率。
重大项目之五：资本结构选择与公司治理机制优化
项目负责人：刘峰
项目批准号：16JJD790034
本课题该阶段的研究顺利开展，项目进展如下：
阶段性成果：债券发行择时：业绩变动与年报披露前发债（已形成文章待发表），陶然、刘峰。
主要内容：逾三成公司债在上期年报披露前发行，这一显见的机会主义行为为何成为长期、普遍存在的现象。本文以2007年~2019年9月非金融企业发行的公司债为样本，研究发现：（1）业绩负增长的发债主体，更可能在上期年报披露前发行债券，即基于业绩变动的择时发债存在；（2）净利润降低公司上期年报披露前发债，其实际融资额更可能低于计划发行额，但仍比在年报披露后发债实际融资额高；（3）发行方慑于投资者的“惩罚”，较少在择时动机强烈的融资环境紧缩期择时，而多在市场约束力较弱的融资环境宽松期择时；（4）主体评级非AAA、非国有、小规模、经营时间短等融资难发债主体，更可能采取基于业绩变动的择时行为。以上结果表明，业绩变动是择时发债的重要原因；对于业绩下降的发债主体，投资者对其择时行为持负向反应，但反应度不足，发行方仍可得利；择时多在市场约束力较弱时，则表明择时行为受市场机制约束。既可得利，又受市场机制约束，是债券发行择时长期、普遍存在的原因。本文揭示了债券发行择时的动因、得失、市场机制约束，有助于理解发行方这一机会主义行为。
重大项目之六：会计计量模式、报告模式与企业综合报告
项目负责人：曲晓辉
项目批准号：16JJD790035
本课题在该阶段研究期间内顺利进行，进展情况如下：
阶段性成果：Economic development, firm size and fair value measurement: Adoption evident of China’s listed firms。
主要内容：Empirical data reveal that fair value measurement (FVM) is mostly used for the measurement of financial assets and liabilities and slightly used for the measurement of investment property. Both the combined value relevance of book value of equity (BV) and earnings (NI) and the value relevance of BV and NI has increased in the post-FVM adoption period; however, FV adjustments do not have incremental explanatory power.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 firm’s characteristics and size significantly affect FVM adoption and its value relevance. The finding simply that the full adoption of FVM in countries with immature market mechanisms remains immature。
重大项目之七：政府会计和报告模式变革与公共资源管控
项目负责人：李建发
项目批准号：18JJD790009
2020年第一季度，该项目开展了相关的课题研究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形成工作论文《公共产权视角下政府资产治理问题研究》，正在投稿中。
根据公共产权理论，全体人民是政府资产的终极所有者，各级政府是多层次代理人。为确保政府遵照委托人最优利益并实现政府资产效能和公共价值最大化，应在国家治理框架下循着受托责任链条进行政府资产治理。政府资产治理是为了实现政府资产的长期公共价值和减低代理成本而设置的一系列机制，它强调善治、战略、绩效、权力制衡、约束和监督、引入市场和激励机制等。理论研究和实践表明，集成治理和政府资产管理越来越重要。我国当前政府资产管理存在严重的问题和漏洞，不利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基于公共产权逐层分解、以受托责任和善治原则为核心构建政府资产治理框架，让公众、人大和监管者、各级各类政府单位和职员、政府审计机关、非政府组织、媒体等利益相关者基于不同的责任参与政府资产事务，使得政府资产管理“网络化”为政府资产治理，以立体化、全方位的途径实现政府资产善治。但各种政府资产治理机制需要主动发掘和培育。
第二、研究平行记账模式下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难题，主要包括政府财务报告编制主体范围、社会资产的全面入账、政府合并报表、预算报表与财务报表的协调等。本季度主要研究了政府财务报告编制主体范围问题。
2020年1月3日，财政部印发了新修订的《政府财务报告编制办法（试行）》、《政府部门财务报告编制操作指南（试行）》和《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操作指南（试行）》等三项制度。此次修订是基于财政部2015年构建的政府财务报告制度框架体系，结合试点过程中遇到情况及相关会计制度做出的若干调整。其中一项重要变动便是对财务报告主体的编制范围做出调整，调整的目的是为了更恰当地界定政府财务报告主体，以全面反映政府整体财务状况和运行情况。正确界定报告主体范围是编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根本前提和核心环节，并且直接决定着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的广度与深度，只有确定了报告主体的范围，才能基于此进一步考虑如何编制财务报告等其他后续的问题。国内外的学者对这个问题已进行了诸多的讨论，一些学者基于一国特定的环境下探讨报告主体范围界定问题的实践经验（Walker，2009；Newberry，2011；Argento，2012；Carini，2020）；还有一些学者采用国际比较的研究方法，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政府财务报告先行国家的实践进行了比较和总结，试图得出最优的解决方案，以为本国实践提供指导和建议（Grossi，2009；Grossi，2013；常丽，2012；田五星，2012；李建发和赵军营，2016）。然而由于公共部门的复杂性和异质性，是否存在最优的解决方案能够解决实践中的种种问题，简单复制他国的成功实践又是否能够为另一国的政府会计改革提供帮助，这些问题却鲜少有文献探讨。
Lüder（1992）提出，公共部门会计改革的动力源于信息使用者和信息提供者关于“信息”的博弈，而这种博弈及其结果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而影响公共部门会计改革的环境主要包括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两个层面（陈立齐和李建发，2003）。因此，我们从制度环境出发，通过分析不同国家在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两个层面的不同状况，期望能够回答:（1）为何不同的国家在界定政府财务报告主体范围时选择了不同的方法？（2）在我国当下制度环境中，为何选择这样的报告主体范围；（3）未来随着我国制度环境的变化，政府财务报告主体范围是否需要调整，应如何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