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活动

厦门大学副校长 吴世农 教授于2006年9月22日为中心师生作题为“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的锚定效应研究”讲演。讲演摘要：股权分置改革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中一个独特的经济问题。本文收集232家实施股改公司的相关资料，运用行为心理学著名的“锚定效应”理论，对股权分置改革中对价支付比例的制定、对价支付比例的影响因素、股改后公司的市场反应三大问题进行分析、检验和解释。研究结果表明：（1）此次股权分置改革中，股改公司所确定对价支付比例并非是一种完全理性的经济决策行为，而是存在明显的“锚定和调整”行为偏差。（2）从股改的时间进程来看，第2批试点公司在确定对价支付比例时受首批试点公司“均值锚”的影响较大，受其它因素的影响较少，锚定效应较强；而全面股改公司在确定对价支付比例时受首批试点公司“均值锚”的影响较小，受其它因素的影响较多，锚定效应较弱。（3）从对价支付比例的高低对比来看，低对价公司在确定对价支付比例时受“低值锚”的影响较大，受其它因素的影响较少，锚定效应较强；而高对价公司在确定对价支付比例时受“高值锚”的影响较小，受其它因素的影响较多，锚定效应较弱。（4）股改方案披露后，高锚定值组公司的CAR值显著高于低锚定值组公司的CAR值；同时，投资者对高锚定值组和低锚定值组公司的股改方案存在明显的“过度反应”；此外，在方案实施后，高锚定值组公司和低锚定值组公司的CAR值均存在“反向修正”趋势，但二者特征不同。

Dr Martin Young，Massey University, New Zealand，于 2006年 9月 29日 为中心师生作题为“Are Candlestick Technical Trading Strategies Profitable in the Japanese Equity Market?”讲演。讲演摘要：We show that candlestick charting, the oldest known form of technical analysis, is not profitable in the Japanese equity market over the 1975-2004 period. Candlestick technical analysis, which was developed in Japan in the 1600s, is deeply intertwined with Japanese culture and is very popular in Japan. However, there is no evidence candlestick technical trading strategies add value in either the entire 30 year period, in three 10 year sub-periods or in bull or bear markets.

★   重大项目进展报告

重大项目之一：中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研究

项目负责人：葛家澍  杜兴强

阶段性成果：论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与可靠性的冲突问题（葛家澍，已形成文章待发表）

本文致力于研究一个问题即会计的两个主要质量——相关性与可靠性经常发生冲突。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试图将它们分为两个层次来讨论。

第一个层次是准则制定机构，它们负责建立并发展GAAP包括CF；第二个层次为遵守GAAP对财务报告的编制者、审计者和会计信息的使用者。

在第一个层面上，所有的记录和所有帐户，财务报告的编报与披露，相关性必须优先考虑，如果不存在相关性，意味着所制定的GAAP是失败的。财务报表、附注和其他遵守GAAP的应披露信息，将变成无用。这里，可靠性也应当同时予以考虑，但它仅提供失败的条件即，任何具有相关性的项目，若不能期望其可靠计量，必须从GAAP中删除。

在第二层面上，财务报表的编报者和审计师以及信息使用者都必须把它们注意力放在可靠性上，这里，如果可靠性不存在，相关性将完全丧失。

重大项目之二：企业内部激励、约束机制与会计问题研究

项目负责人：陈少华

阶段性成果之一：基于委托人价值结果指标评价的激励契约(已形成文章待发表)

在单一委托人价值结果指标评价的统一前提下，笔者首先构建了一维任务的基本代理模型： 在单一任务情况下，代理人策略空间也是一维的，也就是说代理人仅仅存在对工作努力程度的选择，即对工作量的选择。而实践中代理人通常要负责多项工作，而且越是高层次的员工，其负责的工作内容越广泛，因此现实中代理人的策略空间并非一维，而是多维的。这意味着代理人的选择不仅仅是工作努力程度的问题，还有努力方向（即工作分配）的问题，即对工作质的选择，由此本章进一步将研究由单一任务代理问题拓展到多任务的情形。笔者借鉴HM的多任务模型，拓展了先前单一任务的研究结果，并将研究重点集中在代理人对于不同工作的努力分配上。笔者发现在单一价值结果指标评价的模式下，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次优激励契约与信息对称条件下的最优契约所分别诱导出的代理人所做出的对工作努力分配的选择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此时并没有激励扭曲的问题。

笔者进一步通过对该博弈模型纳什均衡解的讨论，分析了业绩指标因素对契约安排以及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表明在该种特殊的契约安排下，风险因素是业绩评价与激励契约设计最主要的问题。降低业绩指标风险噪音，提高准确度是降低代理成本的主要途径。而且在价值指标没有噪音的情况下，即使委托人无法观察代理人行为（即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最优契约仍然可以实现。这一结论充分说明了业绩评价体系的构建对于增加委托人收益，减少代理成本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重大项目之三：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效果研究

项目负责人：曲晓辉

课题组成员在前期积累的基础上，对相关文献进行了进一步收集、研讨和梳理，由此形成文献综述的初步研究成果。

阶段性成果之一：一般认为，会计的国际协调包括会计准则国际协调（或形式协调）和会计实务国际协调（或实质协调）。前者旨在减少乃至消除不同国家会计标准、规范之间的差异，后者的目标则是提高国际财务报告之间的可比性。不少研究者认为，对实现会计国际协调的最终目标——提高国际财务信息的可比性来说，会计实务协调比会计准则协调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因此着重研究会计实务协调。然而，会计准则协调毕竟是实现会计实务协调的一种最为重要的手段，在我国这样的由政府部门制定准则的国家尤其如此。会计准则协调能够通过限制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缩小财务报告之间的差异，并有助于减轻跨国公司对外进行多重财务报告的负担。

本文对最近25年国内外有关会计准则国际协调的经验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认为有关会计准则国际协调的经验研究主要有两类：一是测量和评价会计准则协调和趋同的程度或过程；二是研究会计准则协调与实务协调之间的关系，即考察会计准则协调是否真的会导致（或有助于）实务协调。关于第一类研究，国外学者大多是在对不同国家会计准则之间或各国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AS/IFRS）之间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测量地区或全球范围内会计准则协调的程度，评价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及其前身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IASC）、欧盟（EU）等组织协调努力的成效；国内学者主要集中在对中国会计准则（CAS）^①与IFRS具体条款的比较，兼有少量研究对准则协调程度进行了衡量。关于第二类研究，国外学者主要采用了间接考察的方法，即评价由于某几项重大的IFRS或欧盟指令的颁布所导致的不同国家之间会计实务协调水平的变动，也有学者对两者的联系进行了直接考察，即运用统计方法直接测定准则协调水平指标与实务协调水平指标之间的相关程度；国内亦有学者（也包括部分国外学者）通过考察新会计标准颁布实施前后同时发行A股和B股或H股公司的净利润（或其他指标）双重披露差异的变化进行了相关研究。本文还从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以及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展望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评析，指出我国当前应更多地借鉴和采用量化分析工具加强会计准则国际协调方面的研究。

重大项目之四：网络化环境下的财务风险分析和财务协同管理效应研究

项目负责人：傅元略

本课题在前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上又有新的发展。

  阶段性成果之一：Cyber-Coordinating Mechanism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Accounting（将于2006年底发表在国际性的刊物《Chinese Business Review 》2006 No.5）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need of a new coordinating mechanism in cyber-value chai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cyber-coordinating mechanism, which is a mechanism between market mechanism and firm hierarchical mechanism. It is the theoretical basic point for setting up the system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Accounting in cyber-value chain. This paper conducts the model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Accounting based on cyber-coordinating mechanism, and presents evidence from a case study that was conducted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disintegration on original suppliers and of reintegration on new suppliers in order to support our cyber-coordinating mechanism hypothesis and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the new model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accounting in cyber-value ch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