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献给读者的，是改版后的第一期刊物。

《当代会计评论》自2008年创刊，2014年进入CSSCI收录集刊，2018年升级为季刊，并于每年春、秋两季举行学术会议，以期搭建一个开放的学术平台，吸引更多人关注会计理论研究。

2024年，本刊正式获得国内统一刊号，这是近十年来，由高校主办、新增的第一本有“身份证”的会计类学术刊物。这既是对过去的鼓励，也是对未来的鞭策，我们唯有更加努力，明确刊物定位，把它打造成一个更加开放、包容和创新力的学术平台。

第一期共刊发6篇论文，它们各有侧重。第一篇论文是夏立军、陶一郎、辛清泉三位作者合作的“注册制改革对IPO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关注制度的影响，并将这一影响具体化到会计研究中来，是夏立军教授和辛清泉教授长期研究的方向之一，他们二位也因这一领域的高质量研究获得较高的学术声誉。这篇文章中，他们以企业能够有较大自主权决定的一项会计政策——研发支出资本化——为例，讨论制度环境变化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当注册制改革放宽了对企业IPO前各项盈利指标的要求后，上市公司研发支出的会计政策在上市前后的差异更小，会计信息可比性更高。这个研究，触及了会计理论研究中长期讨论的话题：会计政策选择的驱动因素。早期的研究主要从微观层面如管理层激励计划、治理结构等角度切入，但企业依存于具体的经济环境之中，必然会受到来自各种宏观层面法律、法规、政策等的影响。夏立军教授等的这篇论文，提供了关于会计信息质量、会计政策选择决定机制的新的知识。

第二篇论文是一篇老题新作的论文，关于股利政策的，“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制度与实务”，作者是陈雪颖、程六兵、刘峰。之所以说是“老题”，因为关于股利政策的研究，美国文献自Lintner（1956）起，就已经形成教科书中稳定不变的观点：股利政策担负着管理层向市场传递信号的功能。我国在资本市场恢复设立后，支付股利陆续成为市场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我国的研究总体也接纳这一观点，研究以找到或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宣布股利、市场存在反应为导向。本文的做法相对简单、直接，将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进行归纳、总结，然后，把上市公司实际支付股利的实践，根据股利政策的变化，进行分阶段、序时归纳。数据表明，如果按照投资者的视角（即：每股股利支付情况），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支付行为稳定性差、不可预期性强；从公司角度出发（即：按公司利润分配比例统计），可分配利润的分配比例渐趋固定，呈现较强的管制性政策符合性特征。文章还从多个特征角度进行描述。这些描述总体倾向于认为：我国资本市场股利支付尚未形成稳定且增长的、教科书式的股利支付特征，相应地，诸如股利的信号效应的研究，也就缺乏稳定的制度基础了。这篇论文用简单的描述性数据，提出一个与当下研究有一定不同的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行为尚未形成稳定、持续的规律性特征，甚至都很难用“政策”一词来表述。

第三篇论文是杜兴强、闫维艳、曾泉的“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与风险信息披露”。关于“一带一路”话题，是近期各学术刊物上的热点话题。杜兴强教授和他的团队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后，从多个维度对“一带一路”话题展开研究，这篇文章是其中的系列成果之一。他们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设子公司后，其风险信息披露显著增多。按照通行的实证会计的模式，他们也提供了诸如机制检验、异质性分析等。关于信息披露，文献研究多，研究发现也多。本文为信息披露提供了一个新的“知识点”：公司所面临的外部风险、包括国际环境所潜在的风险因素，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决定因素之一；而公司高管的知识存量会影响到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这为我们研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文本分析在近年来会计领域研究的应用越来越普及，几乎遍及到会计理论研究中的所有话题。文本分析的优势就是：将之前难以量化的问题，可以通过文本方式加以量化，以满足研究的分析需要。第四篇论文“高管宏观认知与投资效率”就是这样一篇尝试性论文，作者是罗勇根、饶品贵、陈灿。日常生活中，我们有句俗语：认知决定命运。放到企业管理与运行上，常用的一句话是：你永远只能赚取你认知范围内的财富。饶教授和他的团队将这一俗语转换成严谨的学术命题：高管的宏观认知决定了高管的投资导向和策略；正确的投资导向和策略，决定了企业的投资效率。为此，他们对上市公司年报中关于宏观认知部分，用文本分析方法赋值、量化，发现测度上市公司投资机会敏感性与宏观认知之间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这一发现如果能够得到进一步的研究成果的支持，不仅证实了我们日常的俗语“认知决定命运”，它也对管理学、特别是企业家素质部分，提出新的要求：未来的企业家们，应该会更加关注宏观经济走向。

第五篇论文是一篇案例论文，题目是“监管型小股东行权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由来自广州的左静璇、许金花、辛宇合作完成。通常，一个实证研究的论文，除了极少数创新型特别强的论文会提出创新型观点外，大部分实证研究的论文都容易走上一种思维上的惯性：就学术文献中某个相对成熟的理论话题，寻找到一个相对特别的场景或数据，加以检验。我国经济发展，从1992年（两个交易所刚刚恢复设立）GDP只有4269亿美元，到2023年176620亿美元，从1999年我国一批入选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只有5家，且都是央企的石油、化工、银行，到2019年达到129家，首次超过美国。这期间需要关注、研究的经济现象应该是“数不胜数”，遵循实证研究的范式，用成熟的、产生于美国市场的理论和方法出发，容易忽视掉我国资本市场上的新现象。在本案例中，作者关注的是凤形股份2019年并购康富科技的案例，并从资本市场小股东行权视角来讨论我国资本市场在投服中心成立之后公司治理结构与逻辑的变化。与“正统”的实证研究不同，案例研究更容易让我们关注到市场上的“异像”，如果能够由未来的实证研究把它系统化为“知识”或“理论”，将会丰富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第六篇论文是关于数字化转型与效率的研究论文，题目是“银行数字化转型与信贷风险”，作者是新夫、朱胜男、杜晓荣。数字化同样是近年来的热点研究话题。但数字化的量化，成为目前关于数字化研究中的“痛点”，也是创新点之所在。本文中，作者用手机银行app活跃人数的增长情况来量化商业银行数字化程度，用来检验银行数字化程度对信贷风险的影响情况，机制检验部分提出“替代效应”、“信息效用”是商业银行数字化与信贷风险之间的作用机制。与目前一篇标准的实证研究论文范式一致，作者也采取异质性分析等方式，增加结论的稳健性。数字化或数智化，是当下我们正在经历的环境。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被越来越多、越来越高阶的数智化应用所覆盖，数字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是结构性的。我们也呼吁更多有创建性的、关于数字化应用的研究发现，来丰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至少，要能够提供与当下环境相关的认知。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制度经济学的三位教授，其中，Acemoglu 与 Robinson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用inclusive institutions 和extractive institutions是解释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其中，inclusive institutions在中文世界里被翻译成“包容型制度”，我更倾向于将其表述为“开放型制度”，一个开放型的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同理，一个开放型的学术刊物，才有可能越办越好，开放，是《当代会计评论》一以贯之的办刊准绳，体现在：

——选题开放。“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受我们几位编委知识存量的限制，尽管我们在稿件的选择上，仍可能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好或偏误。但我们在不断扩大、补充新鲜力量，加入选稿团队，力求选题的开放性。

——鼓励创新。“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创新是市场化的体现，也是开放型的集中体现，创新，不仅是选题上的创新，也包括方法上的创新，并最终达成理论上或知识上的创新。创新的研究，往往方法上会显得相对粗糙，因此，我们强调，“思想优先”，给创新以包容。

——鼓励案例研究。“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2023年，美团的领薪骑手达到745万人；中通快递2023年的快递量302亿件，平均每天处理超过8000万件快递；比亚迪2024年上半年销量161万辆，全球第八；华为在多个领域都是世界级的技术成果。这些都对管理学、会计学、财务学等的研究提出新问题。我们鼓励更多的、深入到我国企业实践的案例研究，从中提炼出新的问题，才能在未来有更多更好地基于我国商业环境的、真实问题导向的科学研究。

《当代会计评论》是一本“老”的“新”刊物，需要得到你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也将以更开放的平台、更包容的评判、更多元的选题，来回报你的支持与鼓励。让会计界多一个平台，多一种选择，多一种可能性。

——刘峰